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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人物“老猪”记事系列之5︰
孩童(年轻)时的榕城轶事
以下零零星星的,都是我孩童(年轻)时看到(或者听说)的榕城轶事。
“城顶头”经久不息的“拍石声”。北溪宫巷对面、北环城路段靠近榕江北河边的“拍石组”(即石雕厂----我记得南环城路那边也有一家)里面虽然石料很多(都是一些普通石料,没有看到大理石、花岗石之类的石料),但只有几个工人在埋头操作,整天从早到晚“叮叮当当”地敲打个不停,好像不知疲倦似的。他们的产品有一般民居的门柱、农田引水渠的砌石,比较可以看出技术含量的就是一些石碑、石狮子(但在我眼中,这些石狮子都呆呆地,没有邻居“新搬婶”的女儿映君姐送给我的泥塑习作“老猴抱猴仔”那么可爱,后来沟仔墘街的几家糖饼作坊制作的“糖狮子”,我倒是很喜欢)。
“拍石组”西面河边有一处排水涵出口,地面呈稍微凸起的弧形,比较滑,有一个夏天傍晚,我和弟弟、妹妹在河边散步,弟弟一不小心滑倒了,掉进水里,幸亏我反应快,当即趴到排水涵上面,紧紧抓住他的手,拉他上来(当时我还未学会游泳----我是在年7月初中毕业后,在榕江北河“火船头”----即客运码头附近险些被淹死,被文孜、英群、育丰、建潮等几个好同学合力救起来之后才学会游泳的,学会游泳之后又有2次险些在“拍石组”附近的河段被淹死)。如果动作迟缓一点,后果不堪设想(弟弟很可能被吸进排水涵里面)----我又想起大伯在家乡的“八角宫”旁边山涧救起父亲的事了(人生真是魔幻:如果不是大伯眼明手快、拼死相救,父亲早就不在,也就没有后来了----没有我,也没有我把弟弟从水里拉上岸这回事了)。
2、北溪宫巷“赶猪”。北溪宫巷是沟仔墘街唯一能直通北环城路的巷,从巷的尽头左拐,沿河边走不到米就是县食品公司的屠宰场。我记得,每隔一段时间(间隔多久不记得了),就有一车食品公司的生猪浩浩荡荡地经过北溪宫巷赶往屠宰场(我也很奇怪:这些猪为什么不直接载往屠宰场?如果一定要让这些猪走这么一段路才进入屠宰场,为什么不在北环城路上赶?----那时路上汽车很少,还没有摩托车,只有少量的自行车),每次都是“听取猪声一片”(有的猪还窜进人家围子里,跟车的工人还要拿着棍子去赶它出来),过后留下一片狼藉,巷里住户还要冲洗一番才能通行(俗话说:“没吃过猪肉,还没见过猪跑?”,但我小时候就是这样:当时“牌价”猪肉每斤8角钱,每旬每人有2角钱的肉票,可买二两半“牌价”猪肉,那时人们都喜欢用大部分肉票买肥猪肉,提炼猪油用来炒菜,炒菜时先在“鼎”---即北方人说的“铁锅”里抹一点猪油,炒的过程再加上几片猪油渣,一道美味的菜就可端上饭桌了。这样,真正吃到猪肉的日子不多,但见过的“猪跑”还挺多的,颇具讽刺意味)。
3、清可见底的排(臭)水沟,少见垃圾的垃圾厢。那时候,每天清早都有农民进城里“舀屎沟水”(潮汕话,即清理、收集排水沟里面的生活污水)运到田里作为肥料(那个时代的生活污水和人粪尿都是田里的好肥料,农民之间有时还会因为“舀屎沟水”引起纠纷,曾经有一个笑话:某地有一户人家的女儿嫁在隔壁邻居,过不了几天居然指责她母亲说“阿妈你来偷舀宛个----即我们的----屎沟水”),所以排(臭)水沟里很少积存污水(好多地段都是阳沟,看得到里面的),也不容易滋生蚊虫。
那个时代,物质贫乏,厨余垃圾很少;基本也没有什么包装废弃物,每家每户只要有一点废铁、废纸之类的,都送到废品收购站去换钱买菜了;家里的煤球、煤饼烧过后,如果发现燃烧未尽的“煤星子”,还要细心地挑出来重新利用;我们从小学三年(年9月)起就要经常参加“学工学农”劳动,“学农”的其中一项就是要完成“积(土杂)肥”的任务,每人每隔一段时间(至于隔多久就不记得了,总之,老师有下达任务就拼命去完成)都要挑一担“土杂肥”去学校上交(这个“担”,一般是装“熟鱼”的小竹篾筐,里面的“内容”是煤渣、菜根之类厨余垃圾),这样,学校成了临时的垃圾转运站(收集到一定数量就有附近生产队的农民来运走);街头巷尾的垃圾厢即使晚上存放了一点垃圾,次日一早也被进城的农民运走了,所以很少看到积存垃圾。
倒“粗尿”,“粗船”,“粗探”。那时候一大早就有邻近的农民挑着“粗桶”,到城里走街串巷,大声吆喝“倒粗尿”(粗:潮汕话,指人的粪便;“倒粗尿”即收集人粪尿),各家各户听到吆喝声,就纷纷把“老锅”(装人粪尿用,橄榄形、深褐色的陶罐)和尿桶提出来(当时城里普遍居住条件差,甚至有的家庭祖孙三代就挤住在十几平方米的破旧房子里,根本不可能设独立的卫生间,公共厕所也很少,无法满足居民日常需要,所以这二种“家什”是必不可少的),农民收集后,放下一、二分钱就走了(这是当时一“老锅”人粪尿的“公道价”)。
等到他的“粗桶”装满,就挑起直奔北滘河(榕江北河的支流)那边的“粗船”集散地而去(通常有上十艘“粗船”)。到了岸边,就有“粗船”上的人拿着“粗探”(一种探测液体比重的家什,上面部分为温度计状的圆柱形,底部为纺锤形)来探明“粗桶”中“货物”的“成色”(“粗探”下沉,说明比重低,“成色”不行,价钱就低;反之,就是“成色”好,价钱可以高一点),再给出价钱;还有更绝的:“粗船”上的人两手空空就上来谈价钱,他先是将一个手指伸到“粗桶”中,飞快地蘸一下,然后在嘴里装模作样地舔起来(他的动作很快:伸到“粗桶”中的是中指,在嘴里舔的却是食指----想起来也是----谁会傻到去尝粪便?不过,不打起十分精神就很容易被忽悠了),至于要给出什么价钱,就凭他的良心了----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么清楚这里面的行道,因为我所在的北滘小学距离北滘河大概只有米,因为校舍不够用,有一段时间在北滘河边借用了2间房子来做教室,课间休息要穿过北滘桥去河对面、经常去参加“学工”劳动的县电焊机厂附近的“第十一公厕”小解,加上小孩子本身就好奇,所以对河边的“交易”场景才这么印象深刻(那个时代是政治挂帅、农业第一,“肥是农家宝”家喻户晓,到-76那两年我们在揭阳一中读高中时,下午放学后,还经常要轮流扛粪桶到榕城西郊的学校试验田----每次每人补助一两米票、一角半钱,够买一碗还算可以的点心了。还有,我从年5月调过机关工作后,有2次接受单位指派参加工作组----每次3个月至半年,深入乡村,帮助村民解决实际问题,对他们的日常劳作过程也有一定了解,他们也不时会提及以前农家肥的“交易”场景)。
5、大多数家庭做手工,男孩也绣花,文盲得了近视眼。原揭阳县的酱油、鞋类五金、抽纱、藤艺加工、竹艺加工等行业都很发达,派生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手工代工市场。当时的县抽纱公司出口业务量很大,需要大量的社会代工人员。许多家庭无工作岗位(一般是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工作岗位,夫妻双方都有工作岗位的极少,还有相当多的家庭连一个固定岗位都没有),国家又不允许个人做生意(抓到就以“投机倒把”罪论处),日常生活只能靠做手工、挣点代工费来维持,一些头脑灵活、有门路的人去抽纱公司领来原料,发放给代工户(我们这里叫“放花”),代工户架起“花规”(藤条制作的圆环形绣花工具,起到固定原材料、便于操作的作用),日以继夜地按图样、按加工标准绣花,按时交货,“放花”的人收齐后送到抽纱公司,验货成功后领到加工费,再发放到代工户手中。那时的代工户是全家上阵,不仅女孩子要绣花,男孩子也一样(我的好同学文孜就是一把绣花好手)。那时能用得上电灯的家庭还比较少,许多还在用煤油灯,在这样的条件下绣花,很容易形成近视眼,结果许多年轻人没有读什么书(“文革”那个时代也确实不允许你读什么书,有些还是文盲),却因为绣花成了近视眼(我后来在揭阳县鞋厂相邻班组的一个女工友“阿芝”就是这样,大字识不了几个,却因为绣花造成重度近视眼,生活诸多不便)。
当时除了抽纱公司,县工艺厂也是门庭若市。这家厂的竹(画)门簾很受欢迎,出口量很大,这也派生了一个较大的原材料代工市场,给部分居民带来一定的收入(制作竹门簾的原材料是一种横截面为圆形、表面光滑的竹枝,有长、粗和短、细两种:前者用于制作门簾,后者用于制作小幅画簾----挂在墙上供欣赏;前者加工比较容易、相对工价高----只有厂里工人才能领到,后者加工比较麻烦、相对工价低----每斤二角九,发放给厂外代工,每人限领二捆,加工后经查验通过,可得加工费近7元;二者共同点就是都必须经过高温蒸煮、消毒,浸透桐油,编扎成型,烘干后才能在上面绘画。我父母都有单位,家庭经济还过得去,我在读书时不用做手工,年高中毕业后至入厂初期才编织过竹蓬、加工过竹枝----历时二年多,对这方面才有所了解)。
铿(敲)糖锣,补铁器,补瓷器。那时候一般在下午就有人来吆喝收购废铁之类(隔三差五的),收购者不带现金,而是带着一个大“铜盘”(这是老人们的说法,我倒是认为是铝盘),盛着满满一盘金黄色的糖块(凝结成一大片,由麦芽糖加上其他成分熬制而成),当小孩拿废铁来卖,收购者称重之后,就从“铜盘”中敲下一块糖(大小按收到废铁的重量酌定),这就是我们俗称的“铿糖锣”(铿,潮汕话:敲),因为抓住小孩子嘴馋的心理,还真是拥有一定的“顾客群”。
那个时代,人们普遍很穷,日常生活能省则省,家用物件坏了,能修就修,所以时不时还有上门补鼎、补锅的,甚至有补瓷器的(补盘、碗、汤匙、小菜碟等等----不像今天,摔坏就扔垃圾堆了),生意都不错(至于那些在街头巷尾摆摊补衣、改衣的,更是生意不断)。
南辉“三句半”,“薄壳佬”“戏糁”。那时候,在沟仔墘街到北溪宫巷这一片,经常遇到二个怪人:一个是打快板、唱“三句半”的南辉,长得黑黑瘦瘦的,个子中等,很有急才,不时有人出一、二分钱(当时普遍工资低,“工价”也相对比较低,但主要是这位仁兄太好说话----当然顾客也多)请他唱一段,只见他眉头都不皱一下,快板打得“呱呱”响,张口就来,题材一般都是时事、当地社会现象、人物等,喜欢采用“三句半”的表现形式(前面三句都是七字,后面一句只有三字,却起到“画龙点睛”的作用),很受欢迎。
另一个是疯疯癫癫的“薄壳佬”,头发很长,盘起发髻(就像一个老妇人一样),胡须也很长,边走边傻笑,不时地停下来,捋一捋胡须,然后右脚一跺,两手一齐向右边甩去,走走停停,不时重复这个“经典动作”,小孩子将这个动作命名为“戏糁”(潮汕话,即“吖呸”,看不起、完全否定的意思),当时人们之间开玩笑或者不同意对方的看法(说法),就非常直截了当地说“薄壳佬,戏糁!”,或者是“你薄壳佬!”。据说,此君原为汕头造纸厂的技术人员,因为研究一个技术难题时神经短路了,无法正常工作,回到揭阳老家(住在中山路)。每逢发工资的日子,他一早就走路去汕头,领到工资后,买了一只烧鸡,半夜敲开自家门(老婆、孩子都在汕头),工资(大部分)、烧鸡交给老婆,又走路回揭阳了(第二天早上孩子醒来,问母亲“昨夜是谁来敲门?”,答:“你爸拿工资来”----无语)。听说后来一个雨天的炸雷将他震醒,又回原单位上班了(老天开眼,谢天谢地)。
老尖盘,千九一。在沟仔墘街还有二个奇葩人物:一个是“老尖盘”(尖盘,潮汕话,指一种开口为圆形、中下部逐渐收窄的褐色陶器,盛粥饭用),这是一个老妇人,身材瘦削,是一个“武疯子”,整天自言自语,做一些不知所谓的动作,还拿着一支扫把棍,经过的路人随时都可能挨她一棍子。小孩子好奇,总是要去看她,又怕被她打到,这样往往在招来父母(或其他长辈)的一顿臭骂后才罢休。
另一个则是正常的妇女(比前者年轻),也是瘦瘦的,面相有点凶,少与人打招呼,显得有点特立独行。听说此君性格强势,家庭关系不和睦,其夫在供销社工作,后被查出贪污约一千九百元(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,一般岗位每月工资只有三、四十元,这个数额相当于一般人好几年的工资,可以判很重了),当时调查组去他们家查证时,提到她丈夫贪污了一千九百元,咋知道她当场反驳:“唔肯在(潮汕话:不止呀),个着(潮汕话:应该是)千九一(即一千九百一十元)正对(潮汕话:才是)!”此话一出,令人侧目(对夫如此,对旁人更可想而知),从此少有人愿与其打交道(毕竟“大义灭亲”不是一般人能够接受的)。
9、食碗点心赚个“亩”(“杨财合”小食店的佳话)。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,榕城韩柌路有三家小食店:接近北门市场的“万堃隆”(堃,读“坤”),在它附近的“粿汁”店(现在还有,只是搬迁到北马路了;其他2家早已不见踪迹),还有韩柌路中段的“杨财合”。据说在“杨财合”小食店出现过一段佳话:一个小伙子买了一碗“豪华型”的点心(当时买一碗点心都要1两米票,不加肉的一碗是5分钱,加几片薄薄的猪肉的是1角钱,如果再加几个猪肉丸就要1角半钱---以当时的消费水平,这已经是“豪华型”的了),他看到一个年龄与他接近的姑娘也买了这样的点心,一时兴起,端起点心过去凑了同桌,打趣这个姑娘:“阿姐啊,听呾(呾,潮汕话:说)你者个(者个,潮汕话:这样)角半角半,爱嫁安(安,潮汕话:丈夫)多是着(潮汕话:应该是)鹤案(潮汕话:很迟)!”咋知道对方也是性情开朗、健谈的人,你一言我一语,天南地北,相见恨晚,终于携手同行,结成眷属。所以这个小伙子的朋友说他“行桃花运,食碗点心赚个亩(亩,潮汕话:老婆)”。
10、画家“大吴周有照”。当时榕城有一个画家周有照(笔名野萍,我还记得,好几次看到他去找我外祖父母的邻居忠波舅喝茶),先后在工艺厂、美印厂做美术设计工作,此君很有怪才,头脑特别好用(例如:别人去电影院是看电影,他却是去画速写的,一场电影结束,他的一本厚厚的速写本也完成了),但在个人形象、待人接物方面都显得别具一格:与人交往上有点恃才傲物,且觉得自己怀才不遇,曾经作了一幅自画像,在胸口部位画了一团火(在当时因此成了批判对象)。自己家(在西门)的门设计得又矮又窄,需侧身才能进入,还在门框上面贴自己父母的画像(相当于要进他家需先向他父母鞠躬)。当时还是单身,生活习惯十分古怪、散漫,将每月工资数额(当时只有几十元)按当月天数随机分成30份(或31份),写了30张(或31张)小纸条,每张的数额相差悬殊,最多的是10元,最少的到1分,每张小纸条都揉成一团,扔到一个铁罐里,每天出门前用筷子夹1个出来,如果夹到10元的,当天就安排大鱼大肉,欢天喜地;如果夹到1分的,就只能乖乖挨饿,昏天黑地;有一回他请一位同事次日来吃饭,客人来后,他打个招呼就出去了(请客人稍等一会),怎知道时近中午他还没回来,客人肚子咕咕叫,听到厨房的铁锅里“卜卜”地响个不停,还以为里面在蒸什么好东西,揭开盖子一看,只有一个空碗,大失所望,走到附近菜市场去找周有照,却看到他在市场边气定神闲地看人家下象棋,受到责问,才慢悠悠地向同事解释、道歉:“我本来要请你吃饭的,但今天出门之前只夹到1分的(小纸条),我只能买了1颗糖自己吃,真不好意思”,真是令人哭笑不得。还有,他的生身父母是曲溪人,姓吴,自己被榕城一户周姓人家抱养,才改姓周,但他总是对此事耿耿于怀,认为曲溪才是自己的根,所以声称自己是“大吴周有照”(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找到“根”的感觉)。
11、搬运工“人半”(大头两城)。榕城搬运队有一个高个子,身高大概2米,许多人都称之为“人半”(相当于一个半人的高度,故名),因其家住城郊下围(姓邢),名两城,故也有称其为“大头两城”的(人高,按正常比例,头就大)。如果有人经过他身边,仰脸看他或者甚至因为好奇而笑他,他就会毫不客气地给对方头上来一个“栗子”。力气特大,搬运大米上船,别人背一袋(一麻袋大米斤),他总是双肩并用,一个当俩(二袋,斤)。特别能干活,也就特别能吃,听说有一次他用4斤米煮粥,一直守在炉子旁边,从看到上部的米粒跳动就开吃,4斤米煮的粥一下子就吃完了(也不知道那些米是否熟透了)。
12、南下大军(干部)趣事。听说,刚解放,南下大军进入榕城时,西门钓鳌桥(俗称“吊桥”)附近有一些小食摊,看到有军人经过,都使出各自招数,争相招揽生意,其中有一家是卖“绿豆爽”的,女摊主扯着大嗓门,操着典型的“潮普”腔:“同济(志)啊,济(这)边来,济边来,济边咬(有)溜丢秀(绿豆爽)啊!”旁人听了一头雾水,一时引为笑谈。还有的临街住户热情地邀请路过的军人品尝潮汕“功夫茶”,主人盛情难却,客人对着浓浓的茶汤,不知如何下嘴,且一、二杯下肚已有点“不胜茶力”,主人以为是客套,一边频频地给小炭炉“煽风点火”,一边劝说:“快喝,快喝,喝了就(又)滚(水开了)!”客人以为主人在下逐客令,弄得很尴尬(后来还是旁人解释才明白了)。
还有南下(军队)干部被分配到工厂当车间主任的,尝试用刚学会的、半甜不咸的潮汕话给职工做思想工作:“你们年轻人,骚(朝)气蓬勃”,惹得哄堂大笑,热闹非凡。
13、榕城北门外、广场边“捞涂”,医院病房一晚灭39只蚊子。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,原揭阳县城建成区还基本局限于环城路以内,环城路以外的建筑物还比较少,榕城的北环城路以外、东风广场旁边还是农田,我每次要“做涂炭”(潮汕话,“涂炭”即煤炭,“做涂炭”即印制煤饼、煤球----对我来说只是印制煤饼)之前,总是要带上铁桶、锄头到这两个地方(之一)“捞涂”(潮汕话,“涂”即泥土,而“做涂炭”需要用到的“涂”是田沟里的泥)备用,每次大概“捞涂”斤(可制作0斤煤饼----实际上平时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的煤可以制作煤饼,平时全家每月供应的煤炭还不到斤,这样制作煤饼费力不讨好----用于砸煤矸石、归拢煤堆的时间比制作煤饼的时间还多,消耗的“涂”也多;只有遇到母亲所在的县橡胶厂分配优惠价的“二煤”----即厂里锅炉用煤燃烧不完全形成的粉煤灰,大概二年才能分配一次,每人限定一斗车,我请好同学育丰帮忙,压实最多可领到0斤----时“做涂炭”才比较有成就感,好爽!),用不完就储存在水缸里,下次还可以用。“捞涂”的二个地点距离我家(韩柌路杨财合内)都差不多有一公里,途中无法换肩(左肩只能承受一担水-----即六、七十斤的重量),只能歇脚几次(每走一、二百米就要停下来),走走停停,回到家时全身都湿透了。我记得我第一次“捞涂”是在初中毕业后(年7月,16虚岁,论周岁则还不到15),这样的力气在城里孩子中算是可以了(年9月之后在揭阳一中读高中,在该校设在锡场公社华清大队崎岭联队的“学农分校”开山造田中,在梯田上可以挑起斤的担子,但只走了几十米就要停下来。当时班里女生都在后山种花生;男生都在前山开梯田----准备种木薯,大家的力气都差不多)。
医院(医院的前身)的条件还非常简陋,住院部还是平房,病床都要挂蚊帐,从病房出来就是水沟,阴阴湿湿地,蚊虫多,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外祖父曾经在揭阳住院(胃出血),入院第一天通宵输液,我躲在蚊帐里面观察输液情况,整夜无法入睡,当晚处理了39只蚊子,双手都是通红的(过后回想起来头皮都发麻)。
14、庭松起厝----缝缝漏。缝,在潮汕话中与“攀”的发音接近,这里用来指老式砖瓦平房建筑中,屋面桁条与桁条之间的距离----即一块瓦片的宽度。相传以前在榕城西门外有一位泥水师傅名叫庭松(姓林),干活比较马虎,房子造完之后,屋面还有多处需要重新修补,行业内普遍差评:“庭松起厝----缝缝漏”。过后如果有人办事马虎,别人就会说他“庭松起厝----缝缝漏”或者“者脚数(潮汕话:这家伙),庭松起厝!”
15、石狮桥头卖食卖兀,新街桥头卖灯卖荡。以前从榕城的石狮桥往西走,刚进入西马路,右边第一间是国营的饮食店,第二间是国营旅社,所以说“石狮桥头卖(卖,潮汕话,在这里有另一个意思:不会)食卖兀(兀,潮汕话:睡觉)”;从石狮桥头向左拐,进入新街,这一带(从石狮桥头到四狮桥头)的商户主要经营小五金工具、煤油灯、玻璃瓶(瓶,在潮汕话中读“荡”;灯荡,潮汕话,“动静”的意思)之类,所以说“新街桥头卖灯卖荡”。实际上,这两句是讽刺人的话:看到某人寝食不安,就说他“石狮桥头卖食卖兀”;看到某人呆若木鸡、一动不动,就说他“新街桥头卖灯卖荡”;而且这二者之间还存在递进关系: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“卖食卖兀(寝食不安)”的状态,那么不久就会“卖灯卖荡(一动不动、挺尸,完蛋了)”了。
记成于年8月17日